这些监督都具有强制性，会对被监督对象产生相应的不利后果。
(25) 层级监督是一种依职权的监督，不需要以当事人的请求为法律上的必要前提。(11)参见舒玉萍诉佛山市司法局、广东省司法厅案，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行申8318号行政裁定书。
审批制在法律条文上所使用的术语有审批、批准、同意、审核或决定等。这种特征不仅体现在它们的结构和职能中，而且体现在它们的过程或程序中。国务院办公厅曾对行政规范性文件的乱象发文要求，行政机关应当对所属下级机关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加强检查，发现存在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对负有责任的领导干部和直接责任人员应依纪依法追究责任，同时要通过约谈或者专门督导等方式督促整改。行政复议机关不再当被告，避免了行政纠纷进一步叠加当事人与行政复议机关间的纠纷，避免了裁判者演变为行政诉讼的当事人，避免了公权力资源的浪费。如果向行政复议机关及其法制工作的机构提出，就属于行政复议。
目前，行政仲裁的组织、程序规则，以及仲裁决定的效力和执行制度，已在借鉴司法程序的基础上日趋完善。(11)如果它对相对人的权利义务具有实质性影响，则属于行政行为。[25]只是这种情况下的行政赔偿，实质上是一种不带任何可非难性的补偿。
[6] 参见何海波：《中国行政法学的外国法渊源》，《比较法研究》2007年第6期。可非难的侵害行为所违反的不能仅仅是实定法，而应是任何能够作为注意义务来源的法律原则、技术规则、行为规范等等。一项行政行为会因不可归责于行政机关的事由而被撤销或被确认违法，比如事实要件嗣后的变化导致一个行政决定的客观错误。[20] （二）过错替代违法性要件 国家机关的职权行为合法也并不必然意味着不具有可非难性。
按照国家责任统一说，要么，在抚慰性标准不变的前提下实现赔偿补偿的统一，则本质上是维持一种生存照顾的给付制度，统一失去了意义。故不属于国家承担赔偿责任的情形，被告不应承担行政赔偿责任。
换言之，法理上应属于补偿请求权的情况，在我国国家赔偿法上却被当作一种赔偿请求权。这就导致国家赔偿责任往往是不足以弥补受害人的实际损失的，损害结果要件的成立条件需要适度放宽才能为受害人提供本就有限的救济。战后不久出台的《国家赔偿法》就受此学说影响，将违法性列为责任构成要件。原因就在于，合法的追诉程序、审判程序下尚且不能完全避免冤案的发生，对于不可归责于追诉机关、审判机关的错误羁押、错误裁判，用带有道德可责难性的国家赔偿责任加以评价是不合适的。
[52]公法上与此相对应的法理就体现在结果除去请求权和国家赔偿责任之间的区别。正是由于国家赔偿作为一种侵权责任，在概念上带有道德可责难性的色彩，法院才会用行政赔偿来体现对违法行政行为的惩戒。第二，该原则简单明了、易于接受、可操作性强，避免了过错原则在主观认定方面的困难。（三）过错对责任承担方式的影响 根据《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五条，致人精神损害的责任承担方式包括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
因此本文所选取的刑事赔偿和司法赔偿案例，是过错能够发挥其效用的场合，即刑事赔偿和司法赔偿作为侵权责任的情形。[11]从国家赔偿法与侵权责任法之间的联系来看，前三类学说下的国家赔偿责任或多或少都还保留有侵权责任的矫正正义底色，而在国家责任统一说中，国家赔偿法与侵权责任法的关联则被完全斩断。
[24] 参见毛雷尔：《行政法学总论》，高家伟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669页。[53]违法性无法成为归责基础，因为违法的行为未必是可非难的，合法的行为也未必是不可非难的。
被告自然资源局提出，原告应当穷尽民事诉讼救济途径后方能主张行政赔偿。关键词: 国家赔偿 归责原则 过错归责 一、引言 我国《国家赔偿法》2010年修订时删去了第二条中的违法二字，原来单一的违法归责转变为违法归责与结果归责并行的多元归责。[4] 参见杜仪方：《国家赔偿相关概念辨析与制度实践》，中国法制出版社，2018年，第53页。根据前述侵权法原理，首先，如果公安机关或涉案警察期待或放任该精神障碍者伤人的，即构成故意，此时因果关系的认定最容易。《美国侵权法第二次重述》给予了形象的说明：相信其行为肯定会导致某结果的是故意，如果行为人对所出现结果之确信有所下降，则行为人的主观心态便不再是故意，而是轻率（重大过失）。 e, nsp;六、国家赔偿中的过错该何去何从 综上所述，过错要素不仅影响着国家赔偿的责任构成和责任承担，有时也会直接成为国家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
这样一来，前述案例中，在已经确认行政行为因重大且明显违法而无效的情形下仍然只让行政机关承担补充责任，这种过错评价与过错程度不相符的情况应当可以避免。比如，在一起行政机关提供错误房产查询信息的案件中，原告作为申请执行人，通过法院向被告查询被执行人的财产状况，被告提供了房产未查封、未冻结、未抵押的错误查询信息，导致原告确信上述房产未查封、未冻结、未抵押从而决定对房产进行评估拍卖，并支付了评估费18000元。
[42] 此外，作为明确将过错作为责任范围考量因素的实定法规范之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理国家赔偿案件适用精神损害赔偿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综合酌定精神损害抚慰金具体数额应当考虑侵权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过错程度。试图在已有理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并论证以下观点：违法归责本质上包含了对过错的判断，过错对责任构成与责任范围具有灵活的调节作用。
比如，周汉华很早就提出过错归责具有违法归责不可替代的灵活性，应恢复过错归责原则。（一）过错对责任范围的影响 不少案例中法院明确提出，行政机关的赔偿应与其过错相适应。
国家责任统一说主张建立统一的国家责任法，取消赔偿与补偿的分界。表面上看，这条规定并没有明确行政机关的过错对原因力大小的判断是否能够产生影响，但实践证明过错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3]杜仪方也认为，我国国家赔偿中的违法已被赋予太多含义，唯有彻底以过错归责取代违法归责，才能使违法回归其应有之义。在这里，损害从肯定会发生到有可能发生，确信（可预见性的高低）依次下降，过错形态也发生变化。
维持违法归责原则说主张在维持现状的前提下对违法进行最宽泛的解释，以克服前述问题。[11] 参见万千慧：《我国行政赔偿归责原则刍议》，《法治现代化研究》2020年第1期。
但此后，法院在审理案件中，往往非常狭窄地解释权利侵害要件，将其限于法定权利是否被侵害。二者的出发点不同，本来就不完全是一回事。
[22] 除了行政事实行为以外，行政法律行为也有过错要素发挥作用的空间。[15]可责难性，也就是道德上的可责难性，在侵权责任法上即为归责的道德哲学基础，指的是要求加害人承担侵权责任的正当性法理。
比如在行政登记的案件中，法院认为，虽然行政登记被判决撤销，但撤销的原因系在行政诉讼中经有权机构鉴定，申请人提供的申请材料不具有真实性，该登记所依据的事实基础已不存在，而并非被告疏于审查、违法行使职权致使损害发生。日本1893年重新起草民法典时，基于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将权利侵害作为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43] 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冀法委赔字第4号国家赔偿决定书。[24]在我国，由于采用违法归责，对于违法但无过错的情形，法院能够根据实际情况综合考量是否予以赔偿。
[47] 此外，另一项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安机关不履行、拖延履行法定职责如何承担行政赔偿责任问题的答复》也涉及第三人侵权的责任形态问题，只有当第三人民事赔偿不足、无力承担赔偿责任或者下落不明的，才能判决公安机关承担相应的行政赔偿责任。要么，在提高赔偿标准的情况下实现统一，则会面临财政上的困难。
除了不符合上述司法实践所反映的现状外，也不符合我国的国情。在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认定中可以纳入考虑范围的过错程度因素，没有理由在财产损害赔偿和人身损害赔偿上不被纳入考虑。
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恰恰相反，正如前文所揭示的那样，尽管我国的《国家赔偿法》没有这样的规定，但我国的司法实践早已在这样操作。
